摘要：文 | 张新光上世纪70年代前的男孩儿，较之以后年份出生的男孩儿——额外的调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人们衣食住行条件普遍较差，一般家庭孩子多，能填饱肚子，不穿带补丁的衣服，就算很可以了，多数是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穿小的衣服，衣服补丁连补丁，洗的...
文 | 张新光
上世纪70年代前的男孩儿，较之以后年份出生的男孩儿——额外的调皮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人们衣食住行条件普遍较差，一般家庭孩子多，能填饱肚子，不穿带补丁的衣服，就算很可以了，多数是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穿小的衣服，衣服补丁连补丁，洗的连本色都看不清了，学前小子打赤脚也是司空见惯，与当下比可说是天壤之别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。正处在精力过剩的年龄，不上学的除了帮大人干点家务，闲工夫有的是；上学的也没有多少作业可写，放学后一门心思惦记怎么玩好。随处可见三个一堆、五个一簇的小屁孩，要么玩骑马打仗游戏的，要么两阵对垒打群架的，五花八门，花样层出不穷，调皮闯祸。成了家常便饭，轻者被撕破衣服，重者身上挂些“彩头”，灰头土脸地回家。这且不说，回家后还得遭受家长严厉训斥和体罚。就这样，还是不长记性。头天挨顿打骂，睡一宿觉早忘到爪哇国里了，第二天又我行我素地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些似乎都成了常态。
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我也不能免俗。不同的是我打小就喜欢和我大一点的小朋友玩，给他们当跟班，也受到些呵护，淘气的程度自然低一点，但也是大错不犯、小错不断的主，不知哪天会闯出什么祸来。
父母在栖霞桃村中心医院上班儿那会儿，我大约六、七岁光景。一次，我跟着几个大朋友到桃村火车站捡滑石玩。滑石为白色，可在墙上、地上画画写字，工人在卸货时洒漏在轨道附近，我们趁人不注意便溜到下面去捡，一会儿，两个裤兜儿已经捡满了，还贪婪地想多捡几块儿。这时，火车进站了。几个大些的朋友喊我几声便跑了，我正全神贯注地捡呢，啥也没听见。火车离我50多米远光景，一个铁路工人发现险情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迅速跳下站台，抓住我的衣裳猛地一下把我抛了上去，他自己也安全脱险。这事被我母亲知道后，怒火中烧，不由分说地把我摁在炕沿儿上，捡起笤帚疙瘩，和不要钱似朝我屁股的一顿狂风般地抽打，直到她老人家没了气力才放手。这顿胖揍，让我真长记性了。被揍以前是精力太集中，全神贯注地做事儿；被揍以后就是做事儿左顾右盼而言他，看来学习、做事精力不集中的病根，就是从那时落下的。呵呵！
这年初夏，在哈尔滨工作的大舅给我寄来了一双塑料凉鞋。我迫不及待地穿上，在一群打赤脚的孩子面前显摆。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，把我领到附近一农户猪圈前，凑过来对我说，咱们玩个游戏吧？谁敢从猪圈盖上跳下去，咱就把兜里好吃的全给他。
我趴在猪圈墙上往粪池里看，上面全是结板的黄土，心想：以前比这高的土堆都跳过，这有什么？便自告奋勇，站在猪圈盖上，往下就是纵身一跃。原以为啥事儿没有，哪知道是农家为多攒猪粪加了厚厚的一层黄土，上面经太阳一晒是硬的，可下面是稀的。我不明就里，这一跳，激活了一猪圈粪水，半个身子都陷在大粪汤子里，边上有几处还咕咕地冒着气泡儿。几个同伴慌乱地拉着我，使劲力气才把我拽了上来，这时我满身都是猪粪，一双新塑料凉鞋早已无踪无影。有言道祸不单行，正在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，母亲恰巧送完病号打这路过，看到此景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随手抄起一根扁担，朝我身上就是一顿乱抡，几个老农闻声赶来，使劲拉开，才没把我打残废了。尽管回家上上下下都洗干净了，过后几个同伴儿见了我还是做鬼脸，捂着鼻子走。
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最重的一次挨打，多少年都心有余悸，细思极恐。
中年后，一次回长岛过年。老母亲让我给她倒杯水。我说道：“我胳膊残废了，从小被你拿扁担给打的，拿不动。”嘴上说着，还是把杯子递了过去。老母亲连笑带咳嗽地嗔怪道：“小兔羔子，还记仇了？不打你，能有今天这么出息吗？唉，我也就是不明白了，那么些小孩子偏偏就你一个人往猪圈里跳，你是缺心眼还是真傻？”她叹了口气接着说：“第二天我找人捞了半天凉鞋也没捞到（其实可能当天我们走后早被人家捞走了)，这双凉鞋可是你大舅的一番好意，可你穿一天还不到就弄丢了，你对得起谁呢？！”
作者简介：张新光，1959年生，威海市人。1966年随父母进岛，在长岛生活工作 26年，后调烟台市工作，2019 年退休。烟台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在有关报刊、网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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